“如果只是几千块钱，我宁可不要也不会这么折腾。”据法治网报道，近日，谈及为提取、继承父亲生前银行账户内的存款，北京的张女士无奈地说道。她表示，为了证明“我父亲是我父亲”，继承父亲生前银行账户内十多万的存款，她跑了好多趟、耗时一个多月都无法解决，最终只好通过起诉自己相依为命的奶奶，请求法院出具调解书的方式，最终获得了父亲的遗产。

事实上，为解决这一问题，监管部门已有相应的引导和要求。去年4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关于优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有关要求的通知》，其中明确，简化提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额度提升至5万元。但如这起事件所示，该要求并未能彻底解决证明难题。一者，提取5万元以上的存款，在现实中也比较常见，但并不适用简化提取；二者，也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证明难题所对应的一个最大症结问题仍客观存在，即作为个体的办事方往往承担了过多的“举证”责任。

以此事为例，张女士即便提供了父亲的死亡证明、户口本以及自己的身份证明等材料都没能提取存款，最终不得不靠起诉自己相依为命的奶奶来获得法院出具的调解书以完成“自证”，可能就超出了合理限度，这不仅给个人带来折腾，也有浪费司法资源的嫌疑，在客观上制造了一种背离亲情伦理和社会常识的荒诞景观。因此，要杜绝此类奇葩证明要求，最关键的还是要从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入手，明确个体承担必要证明责任之余，办事机构也不应置身事外，成为只提“要求”而不协助的“旁观者”。

比如，基于个人提供的身份证、户口簿等原始证明，银行及时开展相应的社会关系调查，其实完全可以有效证明提取人的身份，排除“冒领”的可能性。同时，相比个人奔波于各个部门之间寻找证明材料，银行获取相关证明信息，其实要方便得多。据此，证明责任的分配，理应建立在“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基础上，而不是陷入“谁办事，谁证明”的极端思维。某种程度上，能否杜绝强人所难的“奇葩证明”，就是以人为本的试金石。（红星新闻）